讀書是個個人應有的事情，今天在座的諸位一定是都讀過書的，似乎不煩我講。但是怎樣讀書，卻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一般人把這個問題看得太簡單了，以為書本是給我們知識的，我們只要讀一種書，就得到一種學問的知識。這句話我敢說是錯的。書本并不足以給我們知識，它只能引我們進入知識的路，使得我們會自己去求知識。
舉一個例罷。譬如《三字經》，是大家讀過的，大家以為是最容易懂得的了。但頭上數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就很難講明。我們第一要問：“《三字經》是什么時候的人做的？”依據以前的考定，我們知道是宋朝人做的。其次要問：“這幾句話的來源是在什么地方？”我們一推求，就知道“人之初，性本善”，出于《孟子·告子篇》；“性相近，習相遠”，出于《論語·陽貨篇》。于是我們又要問：“《論語》和《孟子》作在什么時候？”回答的話，是《論語》作于戰國初年，《孟子》作于戰國末年，兩書相距約二百年。我們知道了這一些事實，就可以說：《論語》里說人的性是相近的，因習慣而分得漸遠；過了多少時候，有孟子出來，說人的性是本來善的，因為不能保存這一點善，所以有壞人。這兩說原是不同，但給后來的儒者拼合起來，說“起初相近的性就是善的”，于是有《三字經》上的話。這是就歷史上作考察。至于在這話的意義上看，則牽涉的問題更大了。我們先要問“人的性是不是相近的？”再要問“這相近的性是不是善的？”這便是心理學和倫理學的問題。我們若不是專門研究心理學和倫理學的，簡直無從回答。
就這一例看，就可知道我們念了《三字經》，并不即能領受它的知識，只是知道古人曾經有過這樣的話。我們如要確實得到這一項的知識，非我們自己努力不可。
《三字經》是普通小孩子念的，要真正求出它的意義，尚且這樣的牽涉大問題，那么，世界的事物這般復雜，應該由我們用心考查的地方實在不知有怎樣多。若是我們一味閉著眼睛，相信書本上的話，我們的知識就要隨處有危險了。
為什么說有危險？這可以把從前人的態度說一說。從前人以為讀書是要做圣賢的，做了圣賢是要治國平天下的，所以讀書人的目的就是“得君行道”。至于自然界的一切東西，無資產階級的一切生活，他們是看不見的。他們以為修身治國之道，在《十三經》里已經講完了；我們只要照了它做。凡是經書里所沒有的，我們就不必管。因為他們有了這種念頭，害得我國二千年來學術政治一切沒有進步。至于在小說里看，尤可見得他們的心思要把天下所有的才能，所有的知識，都具備于一身。他們寫的大人物，總是文武全才。武呢，十八件武藝件件精通。文呢，天文、地理，三教、九流，琴、棋、詩、畫，無所不通，無所不曉。這種話實在是做夢！天下如果有這等人，只能稱他為神道，因為這絕不是人類的事情。
我們為什么要尊重科學？只因科學是重在實際的證據，不許人說空話的。它要人劃分范圍，搜求材料，分析性質，作許多有系統的說明。我們第一要知道：世界上的事物是極復雜的，我們的知識是極短淺的。例如蝦，我們只會說大蝦、小蝦，但是經廈門大學動物學系教授秉農山先生一研究，就知道單是廈門方面的蝦已有六十余種。又如鐵釘，我們也只能說大釘、小釘，但是據鐵匠們說，鐵釘的種類有四五百種。這種我們看作極簡單的事情尚且如此復雜，何況我們看作復雜的事情呢！所以我們要用一個人的聰明完全吸收世界上的知識是不可能的事情。我們真要吸收知識，只有各人就自己性之所近，努力研究一種學科；更狹一點，就是一種學科中的一類。至于書本，只是記載從前人的行事、思想和研究的。他們的知識未必比我們多，不過他們向前走了一步，我們可以跟著他們再上去走一步而已。我們應該把他們遺傳下來的東西逐漸的修改，逐漸的增加，才不愧為一個后起者。
“出風頭”是大家高興做的事情，但是“做苦工”就不免很怕。我現在提倡在學術界上做苦工，大家聽了或者要不樂。但是不必怕！只要做得稍為長久，就會日漸明白它的內容，日漸有駕馭它的方法。到這時候，自然左右逢源，發生興味；胸中也有題目提出來，覺得欲罷不能了。這種的苦工，其實是很樂的；它的樂趣一定在出風頭之上。
我們既然明白知識是無限的，工作是要切實做的，現在便可說明怎樣讀書的方法。
一個普通人走進了圖書館，看見滿屋滿架的書，覺得眼睛都花了。這是因為他對于世界上的知識沒有一方面的特殊的興趣所致。研究學問的事固然不必盡人都參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興趣確是無論何人所不可少的。譬如看報，有的人喜歡看專電新聞，有的人喜歡看小說文藝，也有人喜歡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夠有一件喜歡的，自然拿到了一份報紙就有辦法。所以我們讀書的第一件事，是要養成特殊方面的興趣。
有種人讀書，只要隨便翻翻，不高興看的時候就拋開了。有種人讀書，卻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才罷。其實這兩種方法都有道理，不過永遠用一種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可以看的書籍太多了，倘使無論哪一部書都要從第一個字看到末一個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夠讀得多少部書呢？但是有幾部書是研究某種學問的時候必須細讀的，若只隨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種學問的意義。所以讀書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別書籍的緩急輕重，知道哪幾部書是必須細讀的，哪幾部書是只要翻翻的，哪幾部書是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動，等到我們用得著它的時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這個法子，只有多看書目，研究一點目錄學。
我們的讀書，是要借了書本子上的記載尋出一條求知識的路，并不是要請書本子來管束我們的思想。所以讀書的時候，要隨處會疑。換句話說，就是讀書的時候要隨處會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評它。我們只要敢于批評，就可以分出它哪一句話是對的，哪一句話是錯的，哪一句話是可以留待商量的。這些意思就可以寫在書端上，或者另外寫在筆記簿上。逢到什么疑惑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問題，就自己研究一下。這樣的不怕動手，肯寫肯翻，便可養成自己的創作力。幾年之后，對于這一門學問自然有駕馭運用的才干了。所以我們讀書的第三件事，是要運用自己的判斷力。只要有了判斷力，書本就是給我們使用的一種東西了。宋朝的陸象山說：“《六經》皆我注腳?！本褪沁@個意思。
再有兩件事情，也是應當注意的。其一，是不可有成見。以前的人因為成見太深了，只把經史看作最大的學問，經史以外的東西都看作旁門小道。結果，不但各種學問都抑遏而不得發達，并且為了各種學問都不發達，就是經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來大家感到國弱民貧，又以為惟有政治經濟之學和機械制造之學足以直接救國的才是有用之學，其余都是無關緊要的裝飾品。這個見解也是錯的。學問的范圍何等樣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值得研究的，就是我們人類再研究一萬年也還是研究不盡。至于應用范圍卻何等樣小，它是跟著我們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東西，今天不要了，就丟了。今天需要的東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丟了。若是為了應用的緣故，一意在應用上著力，把大范圍的學問忘了，等到時勢一變，需要不同，我們豈不是空剩了兩只手呢！所以我們不能一味拿有用無用的標準來判定學問的好壞；就是沒有用的學問，只要我們有研究的興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的。
其二，是應該多求常識。無論哪種學問，都不是獨立的，它的關聯的地方非常的多。所以我們要研究一種學問，一定要對于別種學問有些常識，使得逢到關聯的地方可以提出問題，請求這方面的專家解決，或者把這些材料送給這方面的專家。以前有人說過，我們研究學問，應當備兩個鏡子：一個是顯微鏡，一個是望遠鏡。顯微鏡是對于自己專門研究的一科用的；望遠鏡是對于其他各科用的。我們要對于自己研究的一科極盡精微，又要對于別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這并不是貪多務博，只因為一種學問是不能獨立的緣故。
“學術饑荒”，是現在流行的一個口語。我們現在固然因生計的困難，不得專心于學術，但工作的閑暇總是有的。我們只要肯做，只要肯一點一點的積起來，便不怕做不成。我們既知道學術的現狀是饑荒，正應該竭力救濟才是，哪里可以任它饑荒呢。
舉一個饑荒的例。譬如“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這都是現在流行的口號。但是帝國主義怎樣，不平等條約怎樣，知道的人就很少。至于如何可以去打倒它，如何可以去取消它，研究這些問題的人又更少了。單有這樣的熱心，單有這樣的口號，是不行的。我們總當具備這方面的知識，大家想一想應付的方法。倘使不然，就容易鬧出許多不幸的事情來，像庚子年的義和團一樣。
我希望這次的演講能夠發生些實際的效果，各人結合日常往來的朋友，成一個讀書會，或成一個小圖書館，各就自己性之所近，搜集許多圖書，放在會里。這一來可以給會員看，二來也可以給外面人看，三則便可以做一個研究問題的機關。如果一個月能買十部書，一年就有一百二十部，十年就有一千二百部，已是一個像樣的圖書館，我們需要的常識也夠了。就是報紙，也可以釘了本子，保存起來，使得對于時事有興趣的人可作分類的研究。例如甲管內政方面，乙管外交方面，丙管軍事方面，丁管商業方面，戊管教育方面。能夠這樣做去，我們的看書看報就不是白看的了，我們日常所消耗的生活力也不是白白消耗的了。祝諸君努力！
